百姓生活的温情 现实主义的锐意
——漫谈杨晓升近期小说创作
摘要:杨晓升近期小说创作勇于直面现实矛盾冲突,触碰生活中种种不公平现象,揭露社会的丑恶腐败现象,真实而义愤地表达出作家的态度和立场,表现出文学的理性批判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热情。与此同时,作家以良善之心,写出了普通人生活的艰辛与坎坷,更写出了普通人不服命运安排,努力创造生活的坚强意志品格,塑造了普通百姓厚道而坚实的人物形象。
关键词:杨晓升小说;现实批判;民生暖意;思想锐意
作家杨晓升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多数收录于《龙头香》《海棠花开》两部小说集里。大家都知道,他之前以创作报告文学著称,是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;殊不知,他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出色,也是一位功力十足的小说家。同样反映现实,有些内容适合写成报告文学,有些内容则更适合写成小说。我们最近读到的,多数是他的中短篇小说。这足以说明,他更多地选择虚构艺术的形式,按照小说思想艺术规律来思考时代、认识现实、描写生活、讲述故事。从这两部小说集里的故事来看,作家杨晓升特别注重从老百姓真实而质朴的生活里,捕捉和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,传递出现实生活变化的信息,并且通过精心构思的故事和细致的描写,直面现实的矛盾冲突,呈现深刻锐意的思想主题,表达强烈的批判意识,这使他的这些小说都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和品格。
《龙头香》,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
《海棠花开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
PART 一
杨晓升的小说,有一股锐气,有一股正气,有一股热气,勇于直面现实,敢于触碰生活中的种种社会不公和丑恶现象,真实而充满义愤地表达自己的态度,表现出文学干预现实的热情和公平正义的立场,以此更深入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,提炼批判现实的主题。这些意识,在《龙头香》这部中篇小说里,体现得非常鲜明和突出。
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,讲述了作为国家某部门副部级干部的父亲堕落成腐败分子的故事,中心事件是描写“我”回湖南老家替父亲上龙头山烧香,爆发了危机,导致腐败问题被揭露的过程。父亲在北京的官越做越大,老家托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,要办事自然就要送礼,开始只是送家乡的土特产表达一点心意,倒也算人之常情;后来发展到送钱,送得很直接,还越送越多,性质开始发生变化。父亲开始不敢收,后来就习以为常,甚至发展到不送钱还不给办事,看送钱多少决定办事力度。其实父亲心里也不踏实,存在侥幸心理,听说到老家龙头山悬崖烧香保平安,过人生险关很灵验,便派“我”利用国庆假期前往,以讨个心理平衡、精神安慰。“我”在家乡受到了当地企业家陈总的热情招待,又是请大餐,又是送美女,还把烧香活动安排得非常完满得体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。龙头山悬崖烧香很危险,必须付出高价请当地农民帮忙。不料,农民由于过度劳累,在仪式的过程中,掉崖身亡。死人是大事,但在陈总看来,处理起来并不难,三下五除二,很快就摆平了。不过,陈总在“我”回京前给了一张存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,交代“我”转交给父亲的同时又让办两件事,一是争取扶贫办的专项资金,二是要当上省级人大代表。腐败分子最后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,可是,那个掉到崖下的老百姓的生命却至今无人关心。
小说在几个方面触动了我们思考的神经:其一,位高权重的人通常都是资本围猎的对象,很多时候是温水煮青蛙,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,走不出来,如不及早收手将万劫不复。这告诫我们,莫伸手,伸手必被抓。其二,人一旦陷入贪腐,自甘被围猎,就会立刻失去理想和信念,就只能指望“神仙”保佑,靠迷信维持心态,所谓的“龙头香”不过是自我欺骗。许多腐败分子最后只能求助于神灵,形成了一种腐败心态和人格。其三,当地有权有势者轻而易举就摆平了一条生命,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,一个腐败分子祈求心理安慰,就得让一个普通的农民付出生命。看上去农民是重赏之下的自我选择,死得有些偶然因素,实际上有其必然性。一个产生腐败、制造腐败的社会现状,付出沉重代价的必然是老百姓,这就是腐败的可恶之处。其四,小说中的“我”实际上是腐败的受益者,某种程度上说,也是腐败的帮凶。一般来说,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人称,通常是比较冷静理性的叙述者,相对游离于矛盾冲突之外。可是《龙头香》中的“我”,也卷入了腐败。他明知父亲的腐败行为,不仅不制止,反而帮助父亲做坏事,自己也和一个小姐不清不白。故事情节的多层次展开,颇有深意,贪腐对“人性”有巨大的、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性,每一代人都很难过贪腐这一关,人的血液里似乎都带有这种基因。由于“我”的参与,故事多了一层意味;也由于“我”的存在,小说反映的现实才变得更加尖锐,更加深刻。
另一篇中篇小说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则是讲述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社会的腐败所坑害的悲惨故事。从沂蒙山区考到上海读研究生,在上海有一份好工作并嫁给上海人的王佳佳,需要住家保姆,意外找来当年的中学同学、没考上大学只能出来打工的罗翠翠。本来是一件亲上加亲的好事,罗翠翠却发现了王佳佳和她母亲罗春娟的一段黑历史。从此母女俩惶惶不可终日,千方百计讨好保姆罗翠翠,似乎要把她当成一家人。看得出来,她们试图掩盖过去所犯下的罪过。原来,中学时代的王佳佳学习成绩远不如罗翠翠,上大学无望。丧心病狂的母亲罗春娟为了让女儿能上大学,伙同当时任派出所所长的丈夫,采用一系列复杂的手段,让王佳佳顶替罗翠翠上了大学。而这一切,罗翠翠完全被蒙在鼓里。由于过于信任自己的老师,她还真以为自己的成绩不好没有被录取。从此,两人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。王佳佳成了上海富人,而罗翠翠却成了她家的佣人。真相被揭露出来时,后果已无法挽回。命运就这样作弄老百姓。
这篇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写社会腐败,而侧重写罗翠翠在当保姆期间与这对作恶母女之间的关系,但批判现实的力度一点也不比《龙头香》差,两者有着异曲同工的深刻。某种程度上,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揭示的现实更加触目惊心。一个职务并不高的派出所所长,居然可以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来。他可能没有贪腐几千万、几个亿,但如此随意就能改变一个普通人命运的权力,却更加令人恐怖。这说明社会腐败已经成了一个毒细胞,随时随地都在侵害着社会健康的肌体,随时随地都在破坏着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传统道德体系。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生活的老百姓,如何谈得上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腐败不除,国无宁日;腐败不除,民无宁日。这篇小说写个人的命运悲剧,托起的是时代大主题。
当前描写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多,写得好的则更少。多数作品会在腐败官员的职务高低和腐败数目里纠缠,好像揭露的官员职务越高,腐败的金额越高,作品就越有力、越深刻。杨晓升触及这个问题时,并不往流行的时尚方向走,也不进入这个套路,而试图更深入地探讨腐败如何改变着社会价值取向,折磨着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,虽有些无奈,有些惆怅,有些忧患,却不失批判现实的锐意与力度。
PART 二
杨晓升的小说触及社会问题,并不只是处理反腐题材。实际上,这类题材在杨晓升小说中的数量并不多,只是人性的较量写得特别引人注目,发人深思。《龙头香》《海棠花开》两部小说集的大部分作品,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,写人间的冷暖、世态的炎凉,写老百姓过日子的苦与乐。这些作品的社会生活容量很厚实,而且都能从大处着眼、小处入手,透过百姓生活的家长里短、酸甜苦辣,传递出现实的变化、时代的矛盾与冲突。可以这么说,杨晓升的作品写的是“民生”。我们都知道,“民生”是现实生活里最大的政治,民生为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杨晓升的小说触及了我们时代基本的也是最大的政治。
《海棠花开》写民生,颇具代表性。虽然出身教授家庭,双胞胎的赵家兄弟读书也没读好,家里的文化血脉也没得到传承,从小就天天吵架,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,说着说着就会莫名其妙地闹起来,互不相让,水火不容。一直吵到大赵通过抓阄输给小赵、不得已响应政府号召,到湖北农村当农民,这座北京普通人家的小院才换来一些安静的日子。落实政策后,大赵拖家带口回到小院住,吵架声再次响起。兄弟俩虽然成家,但吵架仍然不止。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每个人的人生命运不同,吵架的内容就更丰富了,也更剧烈了,不过都与吃喝拉撒、油盐酱醋等各自家庭的利益相关联。小说当然不光写吵架,也写吵架中两个共同继承父母小院遗产的家庭之间的实力较量。大赵在农村吃了不少苦,不过生下的两个儿子都非常争气,考上了北大、清华,后来又到美国留学,博士毕业后又在当地找到了好工作,工资高,还娶上了美国老婆。两个儿子很孝顺,每年都寄美元回来。大赵的家庭生活质量越来越高,过上了有钱人的日子。小赵留在城里,也只是当了工人,生了一儿一女,没考上大学。儿子先找了医药代表的工作,后来干脆与人合伙开了个药店。女儿读的是卫校,当上一家大医院的护士。两家吵归吵,日子还得过下去,没有大起大落,还算过得平平顺顺。直到大赵有一天突发脑出血,身边又无儿女,多亏了小赵家的女儿在医院工作,及时救治,才保下一条命,两家几十年的关系才和解了,争吵声也听不到了。海棠花盛开预示着和谐的日子终于到来。小说显然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去看待生活,无论生活多么不尽如人意,无论人们之间的隔阂有多深,亲情、人情永远不会泯灭,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永远不会被割断。这就是老百姓生活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、坚定性,也是老百姓生活的诗意和魅力。小说写出老百姓日常生活深处流淌着的温情不会终止,也就使得两个兄弟之间几十年的争吵变得无足轻重。生活矛盾永不停息,让“人性”经受折磨,也时时激活着人们的生活热情,使得人与人之间那种暖意和温情无声无息地延续。作家有一颗善良的心,尽管看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性,却在小说中注入了童话般的寓言。
杨晓升的小说在赞美质朴的平民生活的同时,并没有闭上那双审视生活的道德评判的眼睛。实际上,他的作品注意到改革开放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,资本的无序力量试图绑架社会意识形态、绑架传统道德,迫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、道德规范、精神观念、文化思想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深刻的改变。在这种历史性变化的进程中,老百姓的生活正在经受着精神失落、迷惘、苦闷、危机等的困扰,从而呈现出各种不正常的形态。中篇小说《教授的儿子》描写陈梦芸教授与儿子张童童的关系,揭示出多层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平民生活困惑。陈教授夫妇为了给儿子张童童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,决定把儿子送到美国读高中,以便今后能考上美国的大学,并委托在美国的学生刘海洋予以关照。夫妻俩除了花光所有的积蓄外,还不得不到处借钱,苦苦支撑和满足着儿子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高昂费用。然而张童童辜负了父母,完全无视父母的一片苦心。他在美国没有学到本事,却学会了花父母的钱,维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。父亲离世后,他曾一度回国照顾母亲,也试着在国内找工作,但还是向往美国的生活,最终以不适应国内生活为由,再度回到了美国。这一次,他再也没有回来,而且玩失踪,连母亲的电话也不接。陈教授余生只能和保姆相依为命。不过,她临死前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把仅剩的一处房产送给保姆。连母亲死活都不管的张童童,没有继承到遗产还气急败坏。一个母亲宁可把仅有的一点财产给了外人,也不给儿子,不是多么没有亲情,而是那么绝望。
中篇小说《阴差阳错》的选材虽有点怪诞,但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。小说放弃和打断了通常的故事情节发展逻辑,直接用不同人物的交替叙述推动情节发展,颇有些另类。早期一些现代派意识较强的小说作者有尝试过这种写法,以消解理性主题或主题的感性化、平面化。不过,杨晓升的这种写法,反而使作品思想更具理性特质,深化了道德审视的内涵。林书琴、刘大山三十岁的儿子刘星肝癌危重,急需换肝。夫妻俩争着把自己的肝脏捐献出来,基因检测后才意外发现,刘星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。调查后才知道,当年妻子在生产时,由于医院不负责任,把别人的孩子调包了。再往下追踪,林书琴找到了居住在深圳的刘星的生父生母,也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刘星最后虽未能获救,但卷入这个事件的每一个人的情感、道德、品质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小说抓住了这个突发事件,组合起复杂交织的人物关系,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一人称叙述的机会,从而将其内心的隐秘直接呈现在阳光下,让他们无法逃避,由此写出了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为人德行。杨晓升的小说不是在写故事,而是在写世态。《新正如意》《我的朋友刘秘书》《无奈人生》等也都写出了普通人的沉浮起落、爱恨情仇。
读杨晓升的小说,不难看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思考和特点,那就是重“民生”,轻“民俗”。一般来说,乡土小说、市井小说都非常看重民俗的描写,突出其风土人情和文化意味,也使小说故事本身更具把玩感,更有意味,更加风格化。然而,过多迷恋于“民俗”无疑冲淡了作品主题的理性含量,软化了作品的思考硬度,消解了作品的现实批判力度。对于这一点,杨晓升有自己的思考、自己的认定。他要讲述“民生”故事,强化作品的批判力度,必然要选择控制好“民俗”的描写力度。比如《海棠花开》完全可以把北京的胡同、四合院风情写得细腻入微、诗意迷人,也可以写市井文化的魅力。不过,作品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,没有让“民俗”冲淡“民生”,而是紧紧围绕“民生”的矛盾冲突展开,突出了故事的道德内涵和人性冲突的意识。
PART 三
杨晓升是讲故事的高手,也是写人物的行家。叙述决定故事,关系带动情节。杨晓升的叙述,构思精心却不刻意为之,表面上,从容不迫,云淡风轻;其实,深层中风起云涌,风高浪急。小说的情节并不曲折,结构关系却很复杂,看上去很普通的生活描写,却能展现出丰富的社会内容,以小角度打开大空间。
中篇小说《买房记》,故事其实很简单,就是对面的朋友去世了,去世朋友的那位远在美国的儿子要把房子卖掉,结果急需买房的“我”捡了个漏。现实中,这是一桩极为常见的买卖。但在小说的叙事过程里,却充满了社会价值观、道德观的意味,内涵被大大拓展,反映出在海外留学的新一代中国人,国家意识、民族情感、亲情观念的淡薄和退化,表达出小说的社会忧患意识。有意思的是,小说的叙事者与被叙述者之间并未相见,全靠网络微信交流,居然能写得有声有色,风生水起。《海棠花开》看上去是在描写不和谐的生活关系,其实是在写两个家庭抹去历史的阴影,慢慢走向和解与融合,创造新的关系,也创造新的生活,有一种动人的温情,是一个很有叙事张力的好故事。同样具有好故事品质的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则在一个看似偶然现象的结构里,写出命运的必然、生活的必然。曾经的历史,永远伴随着整个人生。《龙头香》的构思非常精当。“我”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,似乎有点炫耀“腐败”的优越感,可是“龙头山”替人烧香的农民掉下悬崖丧命事件的发生,一下子逆转了“我”的叙述心态。“我”变得心烦意乱、慌张失态,不可能有炫耀感、优越感了。这个人物叙述心态的变化,预示着“腐败”败露的必然。
杨晓升的小说写人物,细节抓得很精准。常常一个细节就揭示了一种关系,勾画出一个人物。在《买房记》中,“我”在微信视频中向死者的儿子报出死者多张存款单上的金额,话音刚落,对方就准确报出数字,足见对方头脑很好用,是个精明人。我们以为,五百万元房款通过网络打到对方账上,故事就结束了,可小说情节还在发展下去。其中有一个细节,就是“我”发现这个家庭的旧资料,包括多张这个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人少年时代的奖状和获奖证书,问他怎么办,对方想都不想就说全部处理掉,一点也不要留。这个细节,写准了这个曾经的优等生,与自己的祖国、自己的家乡渐行渐远的冷漠感。读者虽然看不见人,但人物的嘴脸却清晰可见,能这样写人物需要很高的技巧。《海棠花开》写了两个兄弟紧张的关系,父亲去世了,买个骨灰盒也产生分歧,兄弟俩当着灵车司机的面吵架,吵得太凶,连旁听的司机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个细节十分精准,写出两个兄弟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,人物神态也跟着出来,让人背后发凉。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写王佳佳、罗春娟与罗翠翠的关系细节,入木三分。读着本来还有些担心,后来却看到她们的关系越来越好。保姆通常都在厨房吃饭,但母女俩为了表示对保姆好,执意要罗翠翠过来同桌吃饭,搞成一家人那样亲热真诚。一连串的细节描写,活脱脱地衬托出了母女俩虚弱、虚伪的心态和腔调,她们越是表现得真诚亲热,就越是虚假失真,为人就越可恨。
杨晓升的小说有几个人物形象打造得非常丰满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显示出作家的思想艺术功力。第一个是《教授的儿子》中的张童童。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不肖子孙和利己主义者的形象,一个社会文化怪胎的形象。作为一个独生子女,他从小养成了吃靠父母的习惯,没有任何奋斗精神。人虽然到了美国,但还在依靠国内父母辛苦工作的血汗钱输血,否则他一天也无法待下去。花着父母的钱,靠着父母在美国的人脉,张童童并不好好读书。有了父母朋友的关照,张童童总算有了工作,虽然工资不高,但足以过上轻松的生活。从他发展的实际出发,父母建议他回国工作。他却拒绝了父母的建议,甚至不再接父母的电话。直到父亲生大病,他才不得不回国。此时的张童童,本事不大,却优越感十足,在美国待了没几天,就对国内的事情这也看不惯,那也看不惯,做不好事情,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老是怪别人,怪运气,自然与国内社会生活格格不入,也就度日如年。最后他还是放弃照顾亲人,只身又回到美国,从此与母亲几乎断绝关系。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审视和反思了令人无奈的社会问题——中国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?这是中国教育之错,还是美国教育之错?实际上,杨晓升的小说,有几篇都写到中国孩子到美国上学的事情,如《海棠花开》中大赵的两个儿子,《买房记》中的高远飞,他们也许没有像张童童那样变坏,但他们身上那种优越感却和张童童是共通的,性格都具有利己主义的个性特征。由此,张童童这个形象虽然不正面,却能引发深思。
第二个人物是《我的朋友刘秘书》中的刘绿水,一个质朴的乡村青年,一个在大学里真诚的文学青年,从师专毕业后,没有和同学们一起去当老师,而是到县里给县长当秘书。秘书一职虽然不算当官,却上了一层重要的阶梯。乡里人都高看刘绿水,认为他今后在仕途上一定会有大发展,是个当官的料。刘绿水当秘书,兢兢业业,如履薄冰,勤恳努力,积极进取。他非常认真地学习中央精神,也能了解领导的思想,写出的材料很对路,深受领导赏识。刘秘书虽然得到过一些好处,比如有姑娘主动看上他,但他还是谦虚谨慎,低调做人,也不仗势欺人,没有通常存在的秘书病。他不拉帮结派搞关系、经营人脉,只求做好本职工作,虽然多年来还是任职秘书,没有得到提拔,但他的心态还是很稳健,不焦躁,能够正确对待现实。然而,有一天,县长因严重违纪受到组织的审查,牵连到刘绿水。组织经过多方审查,没有发现刘绿水的腐败和违纪行为。刘绿水因此错过了升职提级的机会,改行到党校当老师。他安心工作,专心钻研,潜心教学,还经常下乡调研,协助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有望成为一个好老师。刘绿水的性格没有传奇性、戏剧性,也没有冲突性,写起来难度很大。这种没有个性的性格,很难塑造。不过,在杨晓升笔下,刘绿水的形象仍然有血有肉,栩栩如生,不同凡响,耐人寻味,是厚道者、实诚者的形象。
第三个人物是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中的罗翠翠。这个来自沂蒙老区的女生,被生活所欺骗,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。她来上海,是给人当保姆。命运似乎跟她开了个玩笑,把她推到了曾经顶替她的名字才得以上大学,读研究生,找到上海工作,建立了幸福家庭的王佳佳家里。她不知道事情的真相,只以为自己没能考上大学,也无力再考,于是便接受了命运的安排,过起了普通人的基本生活,结婚生子,外出打工,挣钱养家。她热爱生活,乐观敬业,为人实诚,从不怨天尤人,从不自弃。她在上海打工,接受新的思想,思想境界得到提高,发现可以通过成人自学改变命运。于是,她又打开了继续教育的空间,充满信心地生活着。她在努力做一个生活强者。相比之下,那些害她的人,反而显得畸形而丑陋,说到底是生活的失败者。小说带着同情和赞美的态度,成功塑造了罗翠翠这个形象,充分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品格,也传导出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。
PART 四
如果挑剔一点来说,《龙头香》《海棠花开》中的一些作品也有争议之处。如《龙头香》的故事推进到龙头山上,在那位要高价的农民摔下山的时候,故事应该有一个重大转折。陈总可以将此事摆平,但生命的悲剧却无法消失。如果小说能在这里安排一点正义的力量,或者有一个人来与陈总抗衡,那么小说的“反腐”主题就会更鲜明,更主动,更积极。《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》的故事写罗翠翠觉醒后维护自己的权益,让王佳佳一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段情节,写得过于简单。如果展开写,罗翠翠的形象会得到更好的塑造。《阴差阳错》的叙事方法带有探索实验性,通过转换不同的叙述者来推动故事情节,有点罗生门的意味,看起来便当巧妙。如果继续往前推进,故事情节就可能走出现实主义了。
(原刊于《东吴学术》2026年第5期,注释见原文。)